据牟其中所说，他的父亲是四川省有名的商人、银行家，还做过商会会长。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一度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多少大的不能再大的官，富得无法再富的人，就生活在距离万县咫尺之遥的山城里。牟的父亲久历名利场，能够维护自己在商界的地位，且在金融行业分得一杯羹，应该颇有些谋算的手段和智慧。

　　有这样的父亲，牟其中从小耳濡目染的，该是另一番人生景象，这是七岁就跑到大街上捡烟卖钱的年广久所无法想象的。

　　据说银行家经常如此教育儿子：“一品商，二品官”。

　　也就是说，他希望儿子将来最好去经商，赚钱第一；如果对商业不感兴趣，次优的选择就是去弄个官当一当。

　　如果不是后来高考落榜，牟其中很可能会走向仕途，这就违背了银行家的愿望。牟其中在企业家中获取教父级的地位，但被公认为“政治欲望”相当强烈，丧失了“教父”的光荣，最后还是违背了银行家的初衷。

　　“冒犯”世界的方式

　　七十年代，当安徽小商贩年广久在“微观领域”炒卖“傻子瓜子”为自己酝酿牢狱之灾时，牟其中这样的年轻人则是由于在“宏观领域”的思考为自己铺垫通往高墙的殉道之路。

　　在一个允许自由谋生的社会，“傻子”充其量只是对精明商人的误读——因为正是被称作“傻子”的人从乡亲们口袋里拿走自己期待的利润。

　　这可能是“老傻子”给儿子传授的最实用的人生智慧。

　　但在一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傻子”的行为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绝对不成熟”，他可能依然从“傻子”的智慧赚取利益，但同时却可能为了这些蝇头小利而赔掉一切——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谋生，而是和新政权“对着干”了！

　　年广久的大半生基本就是这样度过的。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依旧经营自己的水果摊，但是不久，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水果摊不能摆了，年广久改卖板栗。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从监狱里出来的年广久不知是否有过必要的反醒，也许他思考的结果是：

　　第一次被整，是水果错了？

　　第二次被关进去，是板栗错了？

　　因为获得自由之后，年广久似乎很听话，不卖板栗了，但是却卖起了瓜子！

　　或许这个著名的文盲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有错，根本就是“顶风做案”，和全社会对着干？

　　对此，年广久可能有不同意见，他会认为自己必须有一个维持生活的衣食之计。但当时的舆论就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小傻子”似乎铁了心，无论怎样被抓被整，他不再变来变去，而是一条道走到黑，坚持“地下工作”，卖自己的瓜子。

　　随着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越炒越大，终于和远在欧洲且早已做古的德国人马克思起了冲突，因为有学问的人帮他计算了一下，年广久的工人居然有了12个！

　　有关“安徽出了个资本家”的争论一再升级，以致总设计师不得不出来为“傻子”辩护。邓公的出面不只是救了年广久，也救了当时和年广久情况类似的很多私营企业主，年本人因此荣登“中国第一商贩”的宝座。

　　一心赚钱的“傻子”引发了政治难题，这是年广久“冒犯”世界的方式。牟其中最初没有听银行家的话，他冒犯世界的方式是想建议国家为想赚钱的人创造机会。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

　　从后来的种种争论看，没有人会否认牟其中强烈的政治情结乃至“政治野心”，尽管牟其中搬出银行家父亲为自己辩解。牟其中早年的人生理想究竟是“一品商，二品官”还是“一品官，二品商”，估且存疑，但他早年遭遇的挫折确实和政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