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进监狱，没有人怀疑年广久这样的人“顶风做案”纯粹是为了赚钱。

　　牟其中不一样，他和志向一致的研究会成员提出“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的主张。

　　出狱后，他践行了自己的主张，明确表示：“辞去公职，充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他宣称“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非国有股份制企业” ，以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自居。

　　因而尽管后来的牟其中为“政治企业家”这顶帽子叫屈，但始终无法摆脱人们对其“野心”和“政治幻想”的评判。

　　两位“教父”的“实”与“虚”

　　1986年，年广久搞“有奖销售”使自己血本无归，这是“傻子”最后一次引起广泛注意的创新行为，三年后，因“贪污、挪用公款”的罪名走进监狱。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问题被逮捕，2000年9月1日正式开始人生中的第三次“炼狱”。这是牟其中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创新，一度是众多企业家学习对象的“帝国大厦”——南德集团随着主人的离去而崩溃。

　　1995，“傻子”年广久最后一次走出监狱，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意。此时，他一定听说过牟其中的大名。

　　这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一个自认是“公认的中国资本市场运作的第一人”。

　　两位领先者和监狱的缘分上却又惊人的相似，其状态却有天壤之别，年广久根本没有牟其中那么大的能量。

　　年广久的命运一直和他的“傻子瓜子”联系在一起，往往是“傻子瓜子”越兴旺，有可能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时候，年广久倒霉的日子便离近了，但年广久始终不愿放弃自己的瓜子事业，外界让他付出代价的理由一般总和“实”的事情有关。

　　年广久对媒体宣称， “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他认为自己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亿万富翁”了。但正是在1976年，“亿万富翁”被当作“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关了20天。

　　其实在1976年，比年广久有钱的人并不少。如果注意历史的细节，就会发现，1978—2007这个时间段其实不能完全包括年广久的故事，也不能涵盖更多人的致富之路。

　　去浙江考察时，笔者便了解到，1976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温州一带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以及它们的联合体，其中一湿水就破的冒牌皮鞋便是当地的主要产业。

　　试想，在中原腹地的年广久仅靠炒卖瓜子就能在1976年赚到100万，当年的个别温商生产和销售利润更加丰厚的劣质皮鞋，又会产生多少个百万元户？

　　年广久不是当时最富的人，也不是当时唯一像偏执狂一般对个人财富有热烈追求的人，但此人首先触动了制度的敏感地带，在执政者中间引起持久的论争，戴上了“中国第一商贩”这顶光彩夺目的桂冠。

　　就最初的遭遇来说，年广久既是“因福得祸”、也是“以祸得福”的典型。

　　当年广久等一大批人在七十年代中期因实实在在的富裕而遭到压力时，牟其中正在蹲大狱，他在为“中国往何处去？”这个看上去很“虚”的理论问题付出代价。

　　年广久经历多次沉浮之后，终于在晚年构筑起自己的“傻子”集团，不幸的是，这个仅仅存在了一个月的实体就一分为三，年氏父子三人后来更为“傻子”瓜子的品牌所有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