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

　　医院改制的僵持局面，与思想方面一种普遍的疑虑大有关系。这就是，若把官办医院改成民营医院，以营利为导向，岂不是与医疗服务的“救死扶伤”宗旨，要背道而驰吗？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把行医看作“悬壶济世”的善举，改制后的医院搞得如同市场里一般的商业机构，不但讲究“收益”和“成本”，甚至还要追逐“利润”，岂不是用铜臭把神圣的人道主义事业玷污了吗？

　　实话实说，我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完全解开这个扣。理由是这样的，行医和医疗服务机构究竟应该营利还是非营利，医院究竟是营利安排好，还是非营利安排好，涉及是非、也就是涉及价值观。个人之见，凡涉及价值观的话题，都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譬如，地球应该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应该围着地球转，究竟哪样转法好一点，你我凡夫俗子，永远可以坚持一己之见。见仁见智，各有道理，但不是经验科学的题材。倘若问，地球和太阳实际上究竟谁围着谁转？这就是经验科学的题目了。当年哥白尼的“日心说”石破天惊，就是所有人反对也没有用，因为任你用各种办法来验证，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

　　医改之所以复杂，常常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与经验科学的问题混在一起，难分难解。但是为了求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再难分也要分，因为只有把“好不好、该不该”的价值观问题，与“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恰当地区分开来，事情才可能有“解”。这并不是说，试图走经验科学路线的人，就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是说，为了搞清问题和探索现象背后的规律，要尽可能把两者分开来处理。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有关医院改制的问题是不是要这样来问：可以观察到的医疗服务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营利的，非营利的，还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并存？——为什么？在这些可观察的安排下，当事人包含患者、医者和办医者，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

　　是的，大家从可以观察的现象出发，先对各自观察到的现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描述和记载，确定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然后再讨论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并对“各自表述”的道理互相辩论、推敲、反复验证，这就是我所知道经验科学的路线了。最理想的境界是，即便人们的价值观水火不容，大家还可以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推进科学发现。不那么理想的呢？价值观之争每每对科学路线发生干扰。最糟的情景则是，“好不好”的问题吵得天翻地覆，科学问题毫无寸进。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