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继续探察我国医疗服务的状况和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流行的“看病贵看病难”呼声，不经意之间掩盖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尚存的“公费医疗”范围内，一些人“看病太便宜”，以致过多占用了本来就不够的医疗资源。给定政府主导医疗服务的框架，剩下无缘享受“公费医疗”的庞大人群，只好面对看病贵和看病难。

　　这显然不单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也不可能单靠医改就得到解决的问题。深究下去，如当下舆论所云，“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是，全面改革又谈何容易！经验提示，说得很全面的改革大计，做起来常常寸步难行。总不能恳请疾病缠身的人家，耐心等到“全面改革成功”以后再免除疾病的痛苦吧？

　　于是，除了“根本解决”之外，还有一个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能不能“改善”或“缓解”一下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在国家财政给钱不多、“公费医疗”又占用资源不少的情况下，广大非公费医疗覆盖的人群能不能得到更多一点的医疗服务，能不能减轻一点“看病贵看病难”的实际负担。

　　参考其他领域的经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想起来似乎不太困难，政府没钱还不能给政策？——大手开放医疗服务，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就是了。不敢说这一招包治百病，但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至少总可以缓解“看病贵看病难”吧？

　　可是横看竖看，我国医疗服务的实际开放程度低得惊人。数据引过了，反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这个被定名为“市场化过度”的领域，80％的医院仍然是政府医院，96％的床位按非营利医疗机构注册。过去几年卫生部长的报告，多少还提到“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可是最近的“全民医保”庞然大计，似乎再也没了此项内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医疗服务的大门洞开，就是无人愿意问津吗？

　　情形不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地区，早在2000年就传出要开长庚医院的消息。那可不是政府的手笔，因为投资和管理的主体皆不是政府，而是台塑公司旗下的一个非营利财团法人。1990年代中我第一次访问台湾，听过长庚医院的故事。讲起来，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务，无非是商场上功成名就的“经营之神”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为纪念他父亲王长庚先生，投资并管理了一个非公立医疗机构。可是，长庚医院的确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益”效果：作为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非营利民营医疗机构，长庚医院在台湾的7个院区、8300张病床，每年提供的医疗服务占全台湾总量的五分之一。问过在台的亲戚和其他朋友，对长庚医院的服务品质无不称赞有加，无疑是一间拥有良好声誉的医疗机构。

　　长庚医院要开到中关村，不是很好吗？这里素有“中国的硅谷”之称，以高校密集、知识分子集中而知名天下。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屡屡传来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不幸消息。没有看到仔细的分析报告，猜想应该不是因为没钱看不起病，但工作压力重，有病也排不起医院那个队、受不了看病那份折磨的，恐怕所在多有。听到台湾的长庚医院要来，办一个规模大到50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疗科研教学机构，中关村人哪个会不高兴的？

　　可是，六年时间过去了，听得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消息时好时坏，到最后长庚医院也没有在北京开张。读过一些报道，有说是台湾当局阻挠资本外移的结果，也有说王永庆坚持独资、与这里的外资法相抵触。究竟什么原因，扑朔迷离，外人不容易明白。不管其中多少是非曲直，反正从结果看，长庚没有入户北京。去年听说终于在厦门开了一个长庚院区，500个床位的规模，也算不上大展宏图。

　　考虑到医疗服务对品牌的依赖，向经得起时间蹂躏的国际大型医疗机构开放，应该是上策。可是举目四望，长庚医院没有大步进来，其他著名医疗机构也没有进来多少。台湾的机构有障碍，台湾以外还有很多国际大医疗机构呀。如果企业办医院“不适宜”，政府间的国际医疗合作又怎么样了？仍以北京为例，中日人民友好医院怎么看也是一家上好的医院，可数来数去，好像仅此一家而已。中英人民不是也很友好吗？中加人民、中德人民、中美人民、中澳人民呢？以中国今天的国际影响和外交地位，每个省会城市有一家国际友好医院不算为过。多开上那么几家，媒体戏称“全国人民上协和”的压力总可以减轻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