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兴不同，华为除了价格、技术、市场等常规套路，坚持把紧跟国家的外交路线作为华为自己的销售路线。任正非明确表示：“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成功的，在世界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华为的跨国营销是跟着我国外交路线走的，相信也能成功。”1996年，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任正非马上捕捉到这一国际关系变化中隐藏的商机，加快与俄罗斯的合作。1997年4月8日，任正非亲赴俄罗斯，出席华为与俄罗斯的合资公司贝托华为的签字仪式。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克林顿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个月后，任正非也飞赴美国考察IBM等著名公司。在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华为通常都由国家牵引和扶持，因为我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有着传统的友谊和援助项目，因此，先以产品援助打开大门，逐步取得当地政府和电信部门的信任。华为依照外交路线设计营销路线，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好处有两点：一是可以在国家外交的背景下，长期稳定海外发展方向；二就是在为经济外交做贡献的同时，可以优先获得国家的支持。

 

 

善于抓住机遇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机遇往往是偶然的，稍纵即逝。机遇大多可遇不可求，需要人去创造；机遇容易稍纵即逝，需要人及时把握。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从某次机遇开始的。偶然的机遇往往决定于人生道路上关键的几步，它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人的一生。

 

企业若人，做得好的企业可以横跨几百年,做得不好的就很快夭折。因此企业务必在其所从事行业的蓬勃发展阶段,紧紧抓住各种机遇,才能获得市场的主动权,才能为做一个横跨百年的企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华为成功是特殊历史机遇所造就。华为幸运遇上改革开放的大潮、遇上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任正非亦承认，华为过去的成功，机遇的成份更多，他曾经说：“华为成长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正从一个落后网改造成为世界级先进网。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的。”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华为常务副总裁徐直军曾表示，在华为发展的历史上，有三次重大机遇都与国内运营商的支持有关：第一次是在建立号称通信网心脏的NO7信令网络时，国内运营商选择当时新兴的华为；第二次是1999年移动智能网即“神州行”网络搭建时，中国移动研究院开创与华为共同开发的发展模式；第三次则是与中国移动刚刚签署的省际光传送网传输系统四期工程和长途软交换网四期工程设备合同。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战略的本质是抉择、权衡和各适其位。打个比方来说，战略好比是制作一部电影，每部电影都要有一种情境，通过这种情境让观众在电影结束时体验到某种结果。战略思想与此非常相似，因为它要求能首先展望到企业所要达到的理想结果，然后集中怎样实现既定目标，再反过来考虑该如何一步步去努力实现。

 

战略思想的运用对一个企业来说，有促进其兴旺发达和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未来学家阿乐曼·托夫力也曾说过：“对没有战略的企业来说，就像在险恶的气候中飞行的飞机，始终在气流中颠簸，不管企业的规模多大、地位多稳定，都将在新的革命性技术和经济的大变革中失去其生存的条件。”这充分说明战略思想的重要性。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战略思维、战略定位的竞争。

 

华为的战略思想为企业的发展指明基本方向，与其他企业的战略思想相比，华为战略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可谓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独特管理创新。比如华为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视其为传家宝；一般的企业都提出营造民主环境而不讲独裁，华为却提出“没有独裁就没有民主”；一般企业做大后大多都会走向多元化，而华为坚守“只做通信产品”的道路；另外，在IT业形势一片大好时华为却未雨稠缪先喊出“IT业的冬天必将到来”，为企业发展敲响警示的钟声。

 

最初电信业在国内还是较小的行业,通信质量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其价格高和使用不方便,大多数单位和私人的通信需求被大大压抑,多数中国人被挡在市场之外。对中国市场而言,改进通信质量、降低成本的技术开发成为决定行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华为在进入电信行业之初,便倾全力投入到程控交换机的开发上。产品开发成功,使华为与国内竞争对手拉开差距,在电信行业站稳脚跟。而国际巨头主要集中在城市市场,华为程控交换机等产品开发成功后,一开始选择农村“新市场进入”,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没有遇到国际巨头的激烈狙击。实际上国际巨头在高端市场上的巨额垄断利润和高成本运营模式使其无意也无力狙击华为。华为在农村新市场成功后,开始进入城市市场,由于技术性能逐渐接近国际巨头,成本又低于国际巨头,在城市市场华为能为电信运营商提供更高的性价比,于是又成功扮演“低端进入者”的角色,使其在中国城市市场上不断收复失地。 共8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