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理与文化的关系在学术界有众多争论，本文认为二者构成一个纠缠的“结”（complex）。管理学追求普适性，而文化表现特殊性。二者之结导致管理学研究出现了相应的偏差。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包括价值定位、优先选择、惯习支配、思维方式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的管理学研究，最终要形成超越特殊性的普适性学说。所谓中国式管理和东方管理学，正是在这一纽结上陷入了歧途。相当多的管理文化研究，实际上是管理经验总结而背离了管理学的普适要求。管理学中对文化的重视，需要回归管理学的普适性。

　　关键词：管理；文化；结

　　1.管理的文化之结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到底是何时诞生，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般都认为，以泰罗创立科学管理为标志，管理学正式诞生。但是，仍有不少学者，在更古老的历史遗迹中寻找管理学的先声，有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建造工程的，有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的，还有追溯到中国大一统王朝建立的，以及追溯到孔子、老子等先哲创立儒、道学说的[1]。反过来，又有一些学者，认为泰罗甚至法约尔都不是管理学诞生的标志，现代管理学的真正诞生，应当从不久前去世的德鲁克算起[2]。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对管理学诞生标志的判定标准差异，各持一端。

　　关于文化，学术界的讨论更为复杂，观点也更为多样。就连最基本的定义，即到底什么是文化，迄今争论极大。英国学者泰勒的《原始文化》，被学界公认为文化人类学开山之作，其中关于文化的定义，被许多学者接受[3]。但是，如果仔细追索，不难看出，即使对这一公认的定义，学者们各自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有的强调文化的人文属性，有的强调文化的制度属性，也有的强调文化的价值属性。这些不同侧重的背后，又会引出一大串不同的观点。这正如西谚所云：“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任何一个学科，争论都是正常的，没有争论，定于一尊，反而说明其生命力的丧失。有关管理的争论和有关文化的争论，对于两个学科（姑且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来看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管理学和文化研究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种争论又把两个领域纠缠到一起，使相关的学术讨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象。对于这种纠缠，我们可借用一个术语——“结”（complex）来描述。

　　“结”（complex）是来自于拉丁语的一个词汇，含义多样，有编织、复杂、使……缠绕、关联交织等含义，比汉语中的“错综复杂”还要错综复杂。德国医生TheodorZiehen用这个词来表达“情结”，经弗洛伊德、荣格发扬光大，使该词成为精神分析中使用极广的概念。笔者认为，借用这一词汇形容管理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切贴（贴切），有助于我们理顺管理与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层层纠缠。讨论管理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个“结”，在管理学领域的许多争论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沟通，更无法达成共识。

　　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从泰罗开始就有使其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而自然科学是没有文化特色的[1]。任何人都不会区分“中国物理学”和“美国物理学”。但是，现实的管理活动却有着明显的国家、民族、区域、人群等等不同特色。日本管理不同于美国，中国管理不同于俄国，这都属于常识性经验。管理学研究管理实践，势必会碰上所谓“特色”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文化属性，而管理活动明显具有文化属性。在中国古代，对这种区别，有一个简洁明确的概念——“天人之分”。天即自然，人即文化。所谓文化，在汉语中本来就泛指一切人为的东西。比如，人类创造的物就是“文物”，而自然形成的物就是“天物”。从物质到精神，只要是人为的，就进入了最广义的“文化”范围。有人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等，无非是对人为（对？）物的归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