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管理之道不在“管”而在“理”，现代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渐由“管”转向“理”。可是仍然有人认为，管理就是由管理者说了算，“只要由我来管，我就有理”；相关利益主体无论哪种理都要服从我的理。管理需要必要的权威似乎没有错，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强词夺理，如果以为自己天然有理，那就值得商榷。管理之理非彼理，既非天然有理之“理”。

　　在中文里，“管理”一词有多重意思，理也是个多义词。理既是个动词(如代理、打理、理财等等)，又是个名词(如纹理、木理、肌理等等)。而在实际应用中，两种性质有时又是兼而之的。比如“理事”，它既可当动词用，又可当名词用。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它的类属应当是非此即彼的，不可混淆，否则就是误用。比如，“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大大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里的“障碍”一词，就是把名词当成了动词，既是对词类的误用，又是对词义的误用，犯了语法上的错误。管理也是如此，作为一门学问，它是一个名词；作为一份特殊的工作或者职务行为，它是个动词。它们不能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混淆。比如说“公司CEO经过认真反思，拟定了业务的拓展管理”，就是把动词当成了名词用。管理的天然合理之说，就是在混淆这两种词性的界限。既然由他来管理，赋予他管理的的名份，他就代表真理，直接把动词管理当成了名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便顺理成章。如果这样来理解管理之“理”，那么说管理应当以“理”为重心，就等于同语反复，况且管理天然合理之说连这一点也不认可，要求允许其蛮不讲理。

　　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涉及到管理者在潜意识中能否摈弃封建色彩的问题。从汉字字源上看，理的本义是治玉，即根据玉石的纹路治玉。“玉石的纹路”之理是名词，“治玉”之理为动词，原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战国策》中记载，郑国人称“玉之未理者为璞，剖而治之，乃得其鳃理”。前面的理是动词，后面的理是名词。“玉虽至坚，治之得其鳃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前面的理是名词，后面的理是动词，但是，人们后来却把两个层面的理合二为一了。《韩非子.和氏》中说“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伸开来，“理”也有了治人、治乱、治罪之意，渗透了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精神。夏朝的执法官即为“大理”，以后的“理”与“吏”成了相通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大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象就难以避免。管理天然合理之说，其实就是这种封建意识的现代翻版，是必须摈弃的。

　　毫无疑问，管理离不开一个动态的过程，以“理”为重心的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的观念，仍然需要一系列贯彻执行的动作。它把所持之理是否合理的问题放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解决，自己只是完成循理、顺理的任务，达到一个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结果。其间当然包括对管理天然合理中封建意识的否定。

　　首先，作为动词的管理与它所持之理不同，后者作为一个名词，指得是一个企业经营活动的特殊规律，犹如一块玉石的特殊“纹理”。它存在于管理实践之中，它只能被发现，而不是出自于管理者的主观意志。管理的过程是探循和发现这个特殊规律的过程，不可以预先设定这个特殊的规律。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实践，才能发现一个企业管理的特殊规律。所谓一厂一策，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的特点，道理就在这里。一个“空降”的管理者不可能在未参加这个企业的管理实践之前就自称掌握了其不二法门，应当虚心向这个企业的老职工学习，向实践学习。既使在这个企业工作了较长时间的管理者，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对特殊规律的认识要随着实践水平的提升不断深入，而不能故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