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加入美联储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当了四年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学院的“象牙塔”里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轨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经济学协会联合举办的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跟着班上一帮同学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毕业后，好像也没觉得有其他什么就业选择，导师们都认为拿了博士学位，最好的选择理所应当是去大学当教授，所以也就不负众望，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这条学院路，回头想来，算是走得比较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而选择经济学本科；本科毕业后又自然而然地报考研究生，出国深造；学位读完后又顺着导师的意去大学做研究当教书匠。这期间，没有涉及多少个人的比较选择，看看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就义无反顾、目不斜视地走在这条“独木桥”上。还庆幸自己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没有因为犹豫、彷徨、转行、转业浪费过时间；也没有因为生计、就业、打工、迁移耽误过学业；也没有在选择课题、选择导师方面有过什么艰难、坎坷。一路下来，平坦笔直。尽管80年代报考经济学的时候是出于时髦风尚，现在想来，经济学还是我相当热衷和喜爱的专业，还算没有入错行。

　　在学院的这段历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十几年前懵懵懂懂、精神文化一穷二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对西方的语言文化、人文传统一知半解，更难谈得上在学术理论、经济哲学上有多大的造诣了。所以，在学校里潜心做学问，扎书堆，埋头苦读，丰富自己对西方各领域的了解，是对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大有裨益的。

　　当时我是什么都需要恶补。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化传统、待人接物谈吐等行为素养。尽管我出国前托福考分颇高，但总体的听说读写能力却较差，分数和能力严重脱节。我是学文科出身，数学计量统计等功底都很薄弱，同典型的数理化超强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可相提并论；而现代经济学又像是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学着用物理学的理念方式框架，提倡用数字符号来说话演绎，对数理统计能力要求甚高，所以，我又得抓紧分分秒秒迎头痛赶。最关键的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知识严重匮乏，脑子里充斥得更多的可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

　　好在我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加拿大九年的学院生涯，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收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为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而孜孜不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几年刻苦努力下来，我发表了几篇文章，教了几门研究生、本科生的课，对学院的套数有了熟悉了解，对经济学也自觉能融会贯通，对知识的饥渴也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便开始左顾右盼，思忖着“What’s next？”(下一步该怎么走)。学校里特殊的“象牙塔”风景自然这边独好，但一直在学校里呆着，是否工作、事业上缺乏点新意？是否对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有所局限？想想很多经济学大人物都是在已经有实际工作经验后，才再在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化挖掘，而自己则从未离开过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有很多认识流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能想象着实际操作是怎么一回事。但想当然和亲身经历自然还是有段距离，没有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总是偏虚，中气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