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所定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计量上，尽管设计了高、中、低三种不同方案，却也只允许银行运用信用风险模型的一些参数，并非完整的模型本身，距我们十年前所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先进和精致，相距甚远。也难怪，巴塞尔II是国际上诸多成员国激烈争执、妥协折衷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遗憾，在漫长的政策制定的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至今—— 2007年，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继续在征询讨论中，实施遥遥无期。原先美联储规定美国的银行只采取巴塞尔II中最先进的资本金计算方法，现在又规定：只是少数十几二十家大型、复杂、国际型银行采用此先进方案，绝大多数美国银行还是坚守巴塞尔I及它的一些修正，不大动干戈转向巴塞尔II。巴塞尔II，对于小型、地区性银行来说，不堪重负，得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美国的监管机构又错综复杂，代表不同银行集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口难调。由此可见实施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

　　其他巴塞尔项目的参与活动

　　在整个巴塞尔项目过程中，除了采样、填表、总结、汇报外，Christine还让我们参加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同ISDA银行界代表的对话交涉。

　　ISDA全名为国际掉期及衍生产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是一个由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它建立的初衷是为衍生产品—— 期权、期货和掉期等的交易提供行业准则，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促进这些产品的交易发展。ISDA最著名的成就是金融界通用的所谓ISDA文件(ISDA Documents)。它为衍生产品的交易设立正规的文件标准，使得交易有一定的规范和法律效果。

　　在信用风险模型问题上，ISDA代表银行界向监管部门游说。当时他们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监管资本》(Credit Risk and Regulatory Capital)，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巴塞尔I，让银行界采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的代表，一般都是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现在大都担任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或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专员，他们一行煞有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架势。

　　面对ISDA的声势，纽约联储以Christine为首同他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和Jennifer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高峰会议。会议如谈判一般，在红木暗陈的纽约联储会议厅里，联储、ISDA双方人员相对而坐，两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间，严肃认真，不拘言笑，连寒暄都免了。这次会议主要是ISDA探听虚实的会议，他们想知道纽约联储，甚至是整个美联储对他们文章的反应，对修改巴塞尔I的意向。

　　Christine依旧是柔声细语，但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讲，联储对他们的文章很重视，巴塞尔已经成立了专案组(task force)来研究这个问题，工作正在开展进行之中；信用风险模型还存在很多问题，银行系统应该协助监管部门对这些模型树立信心，能够放心将之用于确定监管资本；信用风险模型目前主要用于大银行，既有大型资产组合，又有人力、物力、财力，但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还要顾及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对它们来说，巴塞尔I是恰如其分的；等等。

　　我和Jennifer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多言语，专注聆听，勤做笔记，回头再将笔记整理成会议记录，转发给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并留档存底。事后，Christine对我们说，她对ISDA的这个文件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这个文件用词苛刻，似乎把巴塞尔I的功绩一笔抹杀，同时，片面地代表大银行在那里摇旗呐喊，缺乏全面、合理、协调、合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