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ISDA代表又去美联储华盛顿总部老调重弹。这次会议规格更高，同总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的领头人物Roger Cole座谈。Roger Cole是Christine的上级，在联储总部掌管政策发展、金融分析、会计等部门，他也是BIS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小组主席。那天，Christine不能去参加那个会，让我代去，临行前还专门关照我要好好聆听，不要插嘴，华盛顿总部同纽约联储的观点并不一致，多听为妙。我也照例详记笔记，回头向她汇报。　　

　　华盛顿会议基本上是纽约联储会议的翻版，但有一明显区别：华盛顿似乎对信用风险模型更持怀疑态度，觉得用内部模型来定量信贷监管资本尚为时过早。我想他们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的中小银行更多些，更要代表它们的利益。只有纽约是好动分子，总处在变化发展的风口浪尖上，不断寻逐，不断创新。

　　ISDA的代表团还是那拨人，绝大多数来自纽约。这种与监管机构对话的会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他们游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都专程飞去华盛顿，当天来回。我也是当天往返，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飞机穿梭称为shuttle，意即班次频繁，来往便捷。对我来说，去华盛顿开会像是度假一番。华盛顿清新优雅，安静漂亮，到处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再加上绿油光亮的巨大草坪上坐落着雄伟壮观的新古典建筑物，感觉异常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与嘈杂熙攘，人头攒动，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不到阳光、鲜花、绿树、草坪的纽约相比，是天壤之别。尽管我还是很欣赏纽约的动态、新潮、人流及大熔炉的气势，但时不时地出来领略一下他乡异地的迥异风格，舒展一下紧绷的神经筋骨，也算是相得益彰、张弛结合吧。

　　后来因为巴塞尔项目又去过华盛顿几次。有一次是KMV来联储总部介绍它们的信用风险模型，所有银行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派代表参加了。还有一次是参加信用风险管理培训大会，这是私营机构主办的金融行业培训会，收费颇高，两天五千美元注册费。因为Christine经常在这种会上发言，所以我们能以半价出席。

　　另外，因为巴塞尔这个特殊项目，我们工作性的学习机会也比较频繁，经常参加银行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座谈会，信用衍生证券培训班等。我还邀请多伦多大学的John Hull教授前来纽约联储，当时他正好在做信用风险的研究，Christine等一些政策要员，便济济一堂，同他进行座谈。我们无论是邀请学者，还是银行界卓有建树者，一般都能得到欣然应允，积极响应。纽约联储是个“大雄宝殿”，众多金融界人士对其趋之若鹜。

　　总的来说，在巴塞尔项目过程中，我们工作得积极、辛苦、认真，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我这样刚从学校出来，没有一点实践知识的，尤其受益匪浅。我的确有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学什么都是长足进步。

　　摩根银行信用衍生证券的审批

　　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一个同巴塞尔I密切相关的实际运作项目，亲身观察到银行界的动态创新，开辟新天地，及监管部门同银行的互动妥协过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底，摩根银行出笼了一套价值近100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又称BISTRO(broad index structured trust offering)，将它资产簿上100亿美元的贷款囊括起来，重新包装，切割成好几块，每块具有不同性质的信用风险。然后，再将各块的信用风险(credit risk)卖给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途径，即便原先的贷款仍在摩根的资产簿上，但信用风险已从摩根转嫁给了其他金融机构。摩根坚称它的信用风险就此大大降低了，也便要求美联储降低对它的监管资本准备金要求。

　　信用衍生产品是摩根开天辟地的一大创举，是它对金融领域的又一重大贡献。它为此被金融界授予无数模范标兵称号，诸如Credit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年度最佳信用衍生产品商家)；BISTRO 也被授予Break through Structured Finance Deal of the Year(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摩根为此在信用衍生产品的市场上垄断了好几年的领先支配地位，从结构到定价，从法律条款到风险管理，为信用衍生产品这一大新型金融产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