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效劳纽约联储，并非只想从事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我希望能对金融界有个全面深刻的了解，我希望能经常去银行蹲点审查，看看整个银行的经营状况、结构产品。不仅局限于信贷产品和信用风险这一块，还有更新颖、更先进的交易产品和市场风险这一大块。当初我从学校决定“下海”，就是觉得金融业蓬勃兴旺、热火朝天，是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很成功的运用，而且势必随着时间推移，爆炸式地发展。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掌握，时间不等人，我不会心甘情愿把宝贵的光阴消耗在妥协、斡旋、平衡上。其他政策官员或多或少已经有过银行业经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已没有新奇感，巴塞尔项目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光荣成就。而我却是初出茅庐，无知幼稚，缺少银行界的跌打磨炼，说起话来也自觉不够响亮，底气不足。所以我得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胸有成竹、理直气壮。我曾夸下海口，“我离开巴塞尔项目两年再回来的话，巴塞尔项目不会有长足进展，而我却会更胜任这个项目”。当时，我还真低估了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时隔近十年，巴塞尔II在美国依然尚无定论，各大监管机构(FED，OCC，FDIC，SBD，SEC—— 美国的监管体系也确实错综复杂)依然在争执不休，翻天覆地。“巴塞尔II难，难于上青天”。

　　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请担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产品组的主管，承担一个前卫新潮、备受关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样，她成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机构人员应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则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上。所以这个提拔到头来只是拔苗助长，给她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当时她三十出头，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似乎是她事业上越成功，越不能顾及家庭这一头。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从纽约联储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去了。心想事成，她后来生了金发碧眼的一对儿女，甚为欣慰。

　　Jennifer经常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的一年，是她在纽约联储几年最愉快的一年。我们对工作都勤于钻研，认真踏实，力求完美。尤其是我们俩的充分互补相得益彰，使得这个重要项目，仅靠我们俩就能顺利支撑，圆满完成。刚开始的时候，她会笑话我写的东西，学术界的八股文气特别严重，火药味特浓。她自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对写政策性文章颇为在行。她唯一欠缺的是数理知识及相应的解读模型的能力，在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夜以继日、冥思苦索地推导摩根模型的时候，她很失望她帮不上忙，但依然陪着我们加班加点。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具体的巴塞尔项目，我们俩互补搭配的工作模式是很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领导者的管理有方，把我们俩恰如其分地搭配在一块，而且整个项目从头至尾目标清晰、步骤明确。我们随后各自告别巴塞尔项目，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要知道，如果强迫我继续留在巴塞尔项目，我说不定早就从纽约联储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的训条之一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智的领导是不会勉为其难的。

　　尽管我正式离开了巴塞尔项目，但后来还是时不时被拽回去，做些擦边球工作。比如，巴塞尔II的操作风险模型；《市场风险补充案》内有关信用风险的计量，当时称之为特种风险(specific risk)。最大的一个政策项目要数在对衍生产品所包含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上，如何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衍生产品的合同双方是零和关系(zero-sum game)，一家赢则另一家必输，有时一家会亏欠另一家巨额资金，这种局面就类同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方有义务将欠款归还给债权方，而债权方在合同到期收到欠款之前会有信用风险：万一债务方违约，这笔收入也便烟消云散了。这种信用风险通称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这种信用风险同传统贷款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信用敞口(credit exposure)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的上下波动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还是债权方，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债务方。所以，要衡量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就必须既要考虑市场的波动，又要考虑对手的信用，是市场风险同信用风险的高度结合。这方面的模型，也必须集市场风险模型和信用风险模型为一体，难度最高，要求最多，是风险模型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