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内推向国际，近十几年来，纽约联储在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的舞台上，也表现活跃，扮演着重要角色。前面提及过的，我工作期间的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曾兼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此项殊荣足以证明纽约联储的世界地位。纽约联储有十多位专职从事监管政策制定的高层官员，对巴塞尔协议和其补充案了如指掌，用英文的白话说，这些政策都是他们的baby(婴儿)，亲手呵护，抚育成长。他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补充案》，经常议论是如何力排众议推动这一历史创举的。

　　在银行界，广为人知的纽约联储政策制定的代表人物是Christine Cumming和 Darryll Hendricks，前者曾于1997—1999年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组的主席，后者曾主管巴塞尔总体资本的工作小组。由于他们作风亲善又专业精通，银行界乐意与纽约联储交流对政策的看法。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的高管，也都多多少少在巴塞尔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要职。

　　纽约联储向来有与银行界合作协调、监管互动的良好口碑，这同它的历史地位和组织结构有不容置疑的关系(附录A中对此有详细描述)。纽约联储还经常有派往BIS的常驻代表，两年一期，回到纽约后一般都备受重用。综上所述，每当政策上有风吹草动，纽约联储便积极响应，率先采取行动，为美联储系统、美国其他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其他国家监管系统和BIS提供第一手资料。

　　4. 工作过程

　　改革巴塞尔I誓师大会

　　我加盟纽约联储后经历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纽约联储在1998年2月底召开的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信用风险资本监管讨论会。全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务：21世纪的资本监管”(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次会议由纽约联储、美联储总部、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联合在纽约举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讨论现行银行资本的管制条例和未来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说白了，这次会议就是讨论巴塞尔I—— 它的问题及在策略上如何作出修正。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鸣响了修改巴塞尔I的头号礼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信念。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作了书面发言(他本人没有亲自到场)，很多头面人物都亲自到场作了讲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等等。纽约联储的头头脑脑，诸如总裁William McDonough和Christine Cumming等一些政策要员，也都亲自挂帅，主持会议或发表演讲。

　　会议持续两天，发言的代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监管人员，他们的发言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坐听。另一类是银行代表，来自摩根银行、大通银行等，描述银行内部信用风险模型的设置和运用。后一类发言属于保密性质，不对外公开，只有监管人员可以坐听。所以，银行代表只在规定的时间段前来，讲完后便告辞，彼此之间没有交叉。

　　这次会议主要是提纲挈领，制定目标和方针。有以下几点达成了共识。

　　(1) 金融机构不断复杂化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需要监管机构配合改善监管措施。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必须同银行界在风险量化和资本分配上的进展同步共长，共同演化。

　　(2) 金融机构越来越专业化，监管机构一刀切的资本要求逐渐变得失效。监管机构的政策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不同机构的风险模式和经营特色。

　　(3) 在金融市场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改进现行的银行资本标准已经成为并且还将继续成为监管者的当务之急。

　　信用风险模型简述

　　信用风险模型是用模型的方式来衡量和预测一个信贷组合的风险架构，是通过模型所计算出的信用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个概率密度函数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信贷定价、最优组合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现代金融数量化、精确化、高效化的具体体现。大银行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来开发利用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