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字当头，为晋商的关公信仰做了最好的注脚，并成为中国伦理式诚信的极好演绎。在传统的伦理诚信日益瓦解的今天，西方宪政土壤里长出来的契约式诚信，又被笃信为现代化的不易之道。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

　　在介绍与研究晋商的文章书籍中，几乎离不开诚信问题。但笔者总有个疑问：晋商式的诚信能否复制到当代来？或者换一种时髦的方式表达：以晋商为代表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诚信，能否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关键在于晋商式的诚信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现代化土壤里长出来的是契约式诚信。二者的不同，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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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公式信仰与宪政式传统

　　有一个现象，鲜明地反映了晋商诚信的特色，但却没有被学者们深究，这就是晋商的诚信与关公崇拜的关系。对于晋商而言，关老爷比财神更重要，尤其是在各地的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中，关公的神韵随处可见，会馆供奉的主神是关公，其建筑的样式也基本上属于关庙格局。后来，关圣帝君干脆就变成了武财神。这不仅仅因为关公是出自解州的山西乡党，更是因为他身上包含了乡土中国的最高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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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对关公的解释，重在“忠”字；民间对关公的崇敬，重在“义”字。忠和义，都是典型的伦理观念。所谓诚信，不过是义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中国传统的“义”是有逻辑对象的。就拿关公来说，他只会对刘备讲义，而绝不会对孙权讲义。曹操用尽方法，按小说的渲染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赏赐无数，最后的结果却是“封金挂印”，不辞而别。对这种各为其主的“义”，曹操予以充分的理解。因为这种义是建立在事兄如父的纲常伦理基础上的，这正是传统儒家学说强调的“亲亲”原则的演绎。 YingXiaoCN.COM 营销中国

　　这种伦理，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这个圈子会呈现出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从最亲近的人向外逐次扩展，以道义决定的诚信强度也逐次衰减。虽然曹操没能赢得关羽对刘备那样的忠诚，却也换得了小说虚构的“华容道”捉放之恩。如果完全是生人，那情况可能就有点不妙。所以，中国人的道义以及由表现这种道义的诚信是看人下菜的。 营销中国 YingXiaoCN.COM

　　西方也形成了他们的诚信准则。但这种诚信同中国人的伦理式诚信大不一样。他们的诚信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中世纪的封建制，通过分封采邑建立了国王和贵族、领主和附庸的权利义务关系。附庸不履行兵役和劳役义务，领主就有权收回采邑；领主不保护附庸，附庸就有权另找领主，或请求法庭给个“说法”。在这种局势下，贵族要忠于国王，但又可以反抗违背契约的国王，由此产生了欧洲式的法制传统。以英国为例，1215年，英国的封建贵族不满约翰王违背传统横征暴敛，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领导下反抗国王，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英国的宪政传统由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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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传统使得欧洲式的诚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以熟人、亲属为前提，而以规定权利义务的契约为前提。一方的诚信必须有赖于另一方履行义务方能实现。如果一方违约，甚至会导致兵戎相见，国王违约也不例外。这种兵戎相见不是中国式的叛乱，而是源于国王也不得不认可的权利。欧洲后来的革命，不管是尼德兰、英国还是法国，其正当性皆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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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中国传统的诚信以关公为象征，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传统的诚信以英国的大宪章为象征（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情况），是一种契约式诚信。这两种诚信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诚信要承担的是道义责任，而欧洲的诚信要承担的是契约（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而契约责任肯定是有限的。例如债务，在中国是父债子还，而且还天经地义；在欧洲则有“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语，即责任不能转嫁给他人。当年的晋商，如果东家的资本是十万两，而家产有百万两，那么这个商号超出十万两以外的债务绝对跑不了。如果东家的家产不够赔，他的保人、子孙也一个都跑不了。如果他只承担十万两的责任，那就明显不合道义，路人也看不过眼，更不要说亲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