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性，潘绥铭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性的唯婚内论”。“可是这主要地并不是因为性的强大，而是因为婚姻的脆化与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

关于性和爱情，他在20世纪末的调查显示，倾向于信仰“情爱”而贬斥“性爱”的人仍占调查总数的93.2%，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虽然20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潘绥铭认为“性的地位在上升，作用在加大”，但是黄盈盈博士强调，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婚姻对于爱和性的作用根深蒂固，仍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性对于婚姻、爱的正面意义依然不为社会所倡导。

“在这样一种话语之中，性只是作为婚姻所许可的实践而被动地存在着，本身并不具有促发爱、激活婚姻的作用。”黄盈盈说，“而缺少性的浪漫之爱也会随着时间以及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淡化，因此，性感的性也只能到婚姻之外去追寻。”但可想而之，这种追寻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担。于是，亚偷情者的道德焦虑便可以在中国“性”革命的背景下，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陌生人社会，虚拟世界

图书馆一别后，李致远曾几次以各种借口约小慧见面，小慧都没有同意，但他们仍通过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工具保持着联系。

如果，图书馆偶遇事件发生在30年前，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也许，李致远根本就不会奢望继续和小慧保持联系；即使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即便有勇气，也只是书信联系；而一旦事情暴露，他们将接受组织的谈话和教育。最后，一个巨大的A字将会被周围人尖锐的目光雕刻在他们的衣服上，永远摆脱不去。

时代发展到今天，现实的土壤早已发生改变。首先，熟人社会解体，熟人组成的监督体系自动崩溃，两个亚偷情分子即使明目张胆地走在大街上，也可以无所顾忌，因为能遇到熟人的概率很小，遇到婚内配偶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除非被其跟踪。另外，随着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评价发生改变，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要接触太多的异性，所以一男一女在一起，即使被各自的配偶遇见，若没有现行的亲昵行为，也很容易找理由搪塞过去。

潘绥铭在论述当前中国“性”革命的基础时，曾经谈了1980年以来“性”革命三方面的社会背景：单位制度的瓦解＋传统信仰的消失=社会控制放松；人口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文化反哺”=个性再次张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个性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出现了‘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大解放。”

但同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们婚姻、爱情，以及性观念的改变，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一个反映是离婚率的上升。统计数据显示，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而据中国民政部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粗离婚率为1.46‰, 比上年增加0.09个千分点。

而在离婚率上升的种种原因中， 婚外情已显现出极大的杀伤力。上海离婚法律咨询网最新一项统计表明，婚外情已经成为影响上海夫妻感情的头号“杀手”，由于这一原因导致离婚的比率已占到整个离婚原因的六成以上。据统计，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