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以“诽谤案”立案，必须有受害人的诉讼。可是，相关卷宗根本没有张志国的任何材料。甚至，这个“受害”的县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还说，西丰警察到京拘传记者一事他毫不知情。显然，较之此前发生的“彭水诗案”、　“稷山文案”，这起辽宁西丰“诽谤案”更丑陋、更极端。
　　当然，能当上县委书记的人，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人就不会愚民弄权。以往经验也已证明，当一些公权力的失范行为引来公众的质疑时，他们就有可能以“稳定”为借口，并且在稳定问题上泛化、扩大化，以此来压制民众的不满。有时，他们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通过虚化“稳定”、“形象”、“大局”等概念，以此为托词来大做文章，作为滥用权力的挡箭牌。
　　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信号。比如，那个接到短信后向公安局报案的当地官员，就义正词严地说，“短信直接影响到张志国的威信，同时也影响到了西丰县委县政府的形象，是对西丰经济发展的污蔑”；西丰政法委书记周静宇一见到朱文娜，就指责她的报道对西丰县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影响，并质问朱文娜报道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形象”、“影响”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
　　“诽谤”的是县委书记，可是，跳出来的却是书记的下属们，甚至当地建筑公司经理也跳将出来，为县委书记鸣不平。这种做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膨胀扭曲和变异，也让我们看到被权力异化了的人们是如何行事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权力合谋”之下，权力失范才得以找到“稳定”与“影响”这个泛化的挡箭牌，上演了如此极端的“进京抓记者”事件。
　　所幸的是，现在朱文娜记者还没有被抓走，不难理解，这既与她本身的回避有关，更与她所处的位置有关。但是，其他的记者如果也遭遇了类似的强权威胁，他们的身心能幸免于公权力的阴谋吗？又如何让他们拥有免于这种恐惧的自由呢？
　　这一切，还要回到那个老话题，即必须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在权力的合谋之下，权力失范就会拥有太多的挡箭牌，此类的“诽谤案”，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更怪诞，更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