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雨夜开始，长镜头扫过聚集在工厂门外的意大利工人，他们静静等待着什么。此时，一辆载满中国人的大客车驶来，车上一个男子对他的伙伴说“我想去斗兽场”，对方回答“斗兽场在罗马”，说话的人一脸失望。

　　在雨夜中等待的意大利工人却无法如此轻松，他们围拢过去齐声喊口号，如果不仔细听，大概不能分辨出这是用极不标准的中文喊出的“吸血鬼！吸血鬼！”中国客人们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心情并没有被抗议打扰，他们是来收购这座大型钢厂的高炉的，而钢厂的关闭将使得工人们失业——虽然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错，一个面孔还很年轻的意大利小伙子绝望地问同事：“我们该怎么办？”

　　维修工人文森佐像幽灵一样在停工的工厂里巡游，他没有加入游行抗议，而是私下告诉中方负责人，高炉有缺陷，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接着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慢慢拆，第二不要使用电弧——因为会引发爆炸。建议看上去被愉快地接受了，然而当他携带着改进过的高炉部件再次来到工厂时，发现高炉不见了，爆炸遗留的空洞裸露出断落的钢筋，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只是挫折的开始。

　　为了寻找含有隐患的高炉，文森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从上海、武汉、重庆一直追到包头，终于将这个附加了过多价值的高炉部件交给了懂行的中国工人——当他如释重负离开工厂时，却不知道这个部件的命运是被扔进垃圾堆。

　　《消逝的星星》是一部几乎全部在中国取景和拍摄的意大利电影，这很不寻常，尤其是它所拍摄的中国无关东方传奇和政治偏见，而是彻底关注当下，也因此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视角，使我们能进入一个意大利人的躯壳看见自己。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参加了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奖的影片，除了在北京的意大利电影周和上海电影节进行过小规模的公映，似乎并没有再在中国大陆合法上映的可能。

　　中国是怎样的

　　《消逝的星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唯一的台词是相同的，“我从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在这名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眼中，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电影在一开始便给出了暗示：文森佐示意在那不勒斯厂区的中国工人不要抽烟，工人掐灭了烟头，就在文森佐转身的刹那，顺手又从口袋拿出一支烟点上，动作连贯得如同本能。这个细节文森佐没有看到，即便看到他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这种“本能”意味着什么。

　　在上海负责采购高炉的公司领导接待了他，新领导用倨傲、怀疑并且神秘的口气告诉文森佐，之前的负责人已经被废除了；在武汉钢铁厂他因身份和目的不明被抓，在警察局被粗暴对待，获释后他说：“看那个警察的脸，这里是有死刑的。”却不知道了解真相后，警察们忙了半晌帮他找寻工厂；他住在重庆一座居民楼，每间房子都塞满了人，有8000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小作坊、卖猪头肉；他看到工厂区后勤工人的孩子们，在污浊的空气、肮脏的地上端着搪瓷饭盒一口一口地吃饭……他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硬座火车、轮渡、长途汽车、卡车，经过中国最典型的城市和乡村，大多数时候，和中国最平凡的人群待在一起，他悲悯，他惊异，然而，似乎，他看到的人们比他快乐，在最卑微的生存状态中迸发着最根本的活力，文森佐说“我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

　　《消逝的星星》并不是旨在批判中国，它只是将中国摊开在观众眼前，人们的劣根性同他们的善良、坚韧一样清晰，电影中的一切细节都如此精确，以至于文森佐看到的中国并不比我们看到的更奇特， 却比一般中国电影更为一针见血，玩弄权术的官僚、滥用职权的执法者、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农民工、不负责任的责任人、柔弱的孩子、孤独的老人……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其中吗？文森佐在这个巨大的国家和拥挤的人群中显得如此疲倦和无助，我们就是他。

　　和文森佐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是中国翻译刘华，文森佐倔强、激动，刘华自尊、敏感，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张力。有人说这部无法归入任何类型片的电影也许最像公路片——对文森佐来说，寻找高炉的旅程是不断深入中国的过程，从沿海到内地，从长江到黄河，从西南到西北；对刘华来说，这旅程是一次回游，她从上海到重庆到出生的小镇，回到祖母和孩子身边，就像一条鲟鱼。

　　导演把两个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克制，含有隐患的高炉足以制造一场悲剧，但导演并没有让悲剧在电影中出现，他甚至使用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作为主题曲，女声合唱清幽地响起，完全脱离了歌曲本身的情景和语境，配合电影如诗的影像，像冷色调的油画。这脱离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部拍摄工人阶级的电影却如此富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