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上班后没几天，在经过例行公事的导向集训、表格填写，及信誓旦旦地签字，承诺遵循美联储行为准则之后，就被Kevin带到我们组前任主管Brian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Brian外，还有一位金发碧眼、衣着得体的女性，打过招呼后，知道她叫Jennifer，属于ATS下面的银行分析组。

　　Brian语速很快，用了不少术语，好像思维还是跳跃性的。我则听了个一知半解，如坠雾里云中。但看到Kevin和Jennifer在那里点头OK，心想反正有他们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这种似懂非懂、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不能完全领会别人的旨意。我一直习惯于书面交流，读文章，写文章，来龙去脉，引经据典，都一清二楚。而口头交流，经常会言不尽意，加之有一大堆背景材料、历史过程的断层，非得要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晓其所以然。我这个新手，自然迷失方向，再加上那么多从未听说过的术语，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有Kevin和Jennifer为我耐心地答疑解惑。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我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我被从组里抽调出来，同Jennifer组成一个两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Capital Accord)的调研考察工作，直接听命于Brian，或更确切地说是Christine。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针对当时银行界风起云涌的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批评指责，进行银行界全面的实地分析和考察，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现在通称巴塞尔I，或巴塞尔第一协议，制定于1988年，它首开先例统一了国际间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则，规范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开辟了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舞台，在当时是具有卓越建树和深刻意义的(下节会有详细介绍)。但这样一个国际间共享的法则，不可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难免有简单处理、忽略不计的地方。随着银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财团，更是肆无忌惮，在行动上依仗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想方设法绕开巴塞尔I的限制。面临这种局面，银行监管部门自然要作出反应，巴塞尔I “是取，是舍，这是个问题”。这不是个一般的、简单的问题，而是个举世瞩目的high-profile(高调)问题，无论取舍，都将引起银行界的大震动和大变迁。

　　我和Jennifer的任务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风险模型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法则和基石。我们的重要任务便是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纽约联储已呆了三年有余，对美联储系统和银行界运作比较熟悉，她硕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分析专业，能说会写，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踏实，事无巨细。她的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广度有些力不从心。而我尽管有数理统计知识做后盾，但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具体操作一知半解，对纽约联储的运作方式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同Jennifer组成一个团队，互补互助，共商共议，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黄金搭档。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在多，而在精。技术能力搭配齐全，再加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势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和Jennifer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备受上级重视，光荣而又艰巨的先锋任务。

　　2．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

　　国际结算银行